译论||方梦之:建设中国译学话语:认知与方法

2019-11-04 11:13:38 428次浏览

导读:   本文根据翻译研究的实际,提出四种建设中国译学话语的策略与方法: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国外范畴、完善已有表述,以凸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但是,近十多年来,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已被唤醒,建构

资料来源:上海译文2019,第4期,《入侵与删除》

出发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

[[摘要]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构建翻译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宏观思维越来越多,方法和途径的考虑越来越少。根据翻译研究的实际,本文提出了构建中国翻译研究语篇的四种策略和方法: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外国范畴、改进现有表达方式,突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中国翻译研究的道路不仅仅是“寻古”或“去西化”,而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立场寻求与西方的对话。

[关键词:中国;翻译研究话语;术语;方法;西方

翻译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不同于其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因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翻译学的建立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分支一样,经历了引进、消化、整合和创新的过程。“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实质上是中国学术话语与西方学术话语不断碰撞和融合的历史。这是一部中国人试图通过研究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从而实现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现代转型的历史。”(

语篇系统是指“在某一学术或专业领域使用的具有特定词汇和语法特征、结构形式、专业术语和写作规范的语篇”

新世纪前后,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已经确立。翻译研究话语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概念表达也变得自成一体。然而,粗略的考察发现,承载翻译研究体系的基本概念主要来自西方。然而,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人的文化和理论自信已经觉醒,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现实、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原创性、学术理念、学术范畴、学术命题和学术表达的翻译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目标。话语体系的基本建构是创新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翻译研究的新话语需要充分的原创性、合理性和传播性。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当地情况建立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地方概念体系,有意识地建立一个中国视角,在学术研究中突出中国价值观。翻译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可以从传统翻译学和当代翻译实践中提炼符号概念,发展新的范畴,提出新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概括与现实相联系的科学、开放和通融的新概念,提出新的范畴,创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体系呢?根据现有的经验和实践,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外国范畴,完善现有表达方式是一种折中的方法。

术语是专业领域概念的表示,是学术话语的基本单位。作为独立学科的象征,它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可以用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和定理的基本概念。新世纪以来,翻译研究的发展不再以引入大量新术语为特征,而是以科学理论的深化、内涵的丰富和范畴的拓展为特征。其中,对传统术语的挖掘正是弥补重外轻内不足的恰当时机。然而,“古代翻译理论很难成为现代翻译理论...英译汉现代翻译理论的构建只能基于现代理论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的深厚基础。为了适应当代文化,有必要挖掘和阐释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恩格斯曾经说过,哲学是一种建立在了解思维历史和成果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要理解哲学和社会科学,首先要把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理解为一个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的学术话语创新过程。”(

在传统的话语结构中,我国古代圣人和近世圣人创造了新词,创造了不同类别的翻译学术语言,足以表达他们的翻译思想。到目前为止,经过时代的洗礼,有些术语已经被淘汰,有些已经安定下来,有些已经被现代翻译研究吸收和转化,有些已经被时代淘汰,但核心思想仍然存在,如道安的“三难”、严聪的557-610“八读”、玄奘的602-664“五不转”。随着佛经翻译领域的消失,表达翻译领域职责分工的词语,如“译者”、“笔筒”、“婆罗门”、“文本修饰”、“辩护”和“总览”,也随之消失。一些古老的表达方式会逐渐消失。例如,贯穿于中国佛经翻译争论中的“文”和“智”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这是佛经翻译理论的基本范畴,已被现代翻译理论搁置,在讨论翻译史时仍然不可或缺。(

有些术语表达已经发展起来的概念。例如,“慧通”最早见于《周易·西Xi集词》:“圣人有观世之力,但观其慧通,行其礼,如何由集词判断其善或恶,故称尧”(黄守启,张善文,2004:508)。他还说“灵活的人也很有趣”(黄守起,张善文,2004:530)。“娱乐时间”指的是“趋势时间”,“同乐”指的是“理解”和“知道”。“会通”简单的意思是“通过综合学习掌握”,其中有“灵活性”。翻译学院的双方是中学和西学,强调中学对西学的信任、开放、宽容和接受,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相遇和冲突,并在翻译方法上做出灵活的处理。翻译会议的一般理论突破了以原文为中心的理论的障碍,其目的不是“相信”原文,而是更加强调将西方学习融入中学。今天,对汇通的理解“不仅是一种语言层面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是一种对待其他文化的交流态度和互动方式——即在东西方学术趋同的过程中穿越东西方,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和理解,然后被我用来‘超越’”(潘凌琳,朱守新,2015:29-35)。可以看出,当代交际已经进入文化层面,不再是翻译方法中的权宜之计。

另一个例子是“反向翻译”。原来的概念是:把原来的甲翻译成乙,然后从翻译乙返回甲,这主要是用来检查翻译的质量。然而,重译的概念正在发展。林语堂、张爱玲、老舍等的英文小说。是自译或翻译成中文,现在也称为复译。此外,“重译”并不限于此,还包括无原文的重译(原文丢失或缺失)、文化重译等。重译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扩展,不仅在语言层面上,而且在文化意义上也有所回归。

此外,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索,如慧远(334-416)“觉中伦”、叶君健的“精品店理论”、曾虚白的“归纳理论”、郭沫若的“魅力翻译”等一系列命题和讨论。

古代哲学和文学艺术是传统翻译理论的源泉,也是中国翻译研究不可动摇的基础。在传统翻译理论的长期滋养下,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概念表达,为今天的翻译理论奠定了话语基础。“就理论阐述而言,汉语理论的优势在于:因为汉语本身在意义上是全面的,在形象上是间接的,所以它往往比宏观理论阐述中的高度理论概括要长,而且往往能够从战略的角度用一句话来说达到真理。然而,缺点也正好显示在优点出现的地方。中国的理论(尤其是古代理论)往往比分成几个部分的定量陈述弱,而且只是模糊和抽象的定性概括。他们在具体的论证中很草率。”(

新概念随着新思想和新范畴的出现而产生,创新术语是表达新概念的有力工具。

当代学者关注他们所面临的翻译现实,关注学术话语的提升和术语的创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培基等人编写的《英汉翻译教程》就引入了一批语言学术语,创造性地总结和整理了英汉翻译中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从意义的选择、延伸和赞扬、词性的转换、语音转换、词语的添加、省略、重复、正反译、句子组合、从句翻译到长句翻译,以及传统语法中合理对应的词法和句法。提炼概念和创新术语是翻译研究中的一项长期任务。

黄忠莲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总结、归纳和分析了各种翻译变体,提炼出变体翻译的概念。变体翻译包括十多种翻译,包括编译、摘录、描述、缩略、总结、评论、翻译评价、修订、解释、翻译写作、参考文献等。

学术思想时断时续。新世纪以来,国外翻译研究的急剧趋势逐渐减弱,新的理论和体系中的理论略有引进,中国引进的学术资源也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国内翻译领域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它已经从外国翻译研究的追随者变成了同行。它正在创新自己的翻译体系和学术话语。大规模的介绍已经成为过去,但吸收和运用西方理论为己用仍然是构建我国翻译研究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途径。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道路不仅仅是“走向西方”,而是从中国的角度寻求与西方研究的深度融合,用中国理论诠释中国实践,促进中国学术话语的发展。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翻译理论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方法。我们仍然需要引入一些积极的翻译研究概念和范畴,例如:

“娱乐重写”:译者用娱乐性的词语和结构重写原文,以迎合“娱乐第一”和“广泛娱乐”的价值取向。所有重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从而操纵文学在特定社会中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levevere,1992:vii)近年来,互联网、报纸、电视等媒体有明显的娱乐化倾向,对文本翻译部分的娱乐化改写不乏其人;除了情节和人物塑造,轻松、幽默、调侃的语言和网络语言已经成为配音娱乐电影的重要元素。

“数字化翻译”:数字化是指通过数字处理,以标准电子文档格式存储和管理图书、期刊、报纸、杂志、文档、论文等内容;可以分类搜索、全文搜索、添加、修改、浏览、下载、打印。数字翻译是基于数字文本的翻译。

引言不是目的,目的是发展,以翻译实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概念和发展理论。例如,Arpurt(

中国学者曹明伦关注深度翻译理论范畴的实践内涵(见下文),补充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深度翻译”。

显性深度翻译将文本置于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为了便于理解和避免歧义,包含原始文化的原始文本中的一些单词和表达被注释。

文言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一个汉字可以兼作名词和动词。名字同时也是名词和动词。

文言文的典型特征是一个汉字可以同时用作名词和动词。因此,“道”在本文中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名字”也是移动和命名的结合。

隐性深度翻译是“在正确判断目标读者认知语境的前提下,在目标文本中添加有意义但无词的描述性词语,从而使目标文本更接近原文,或者使目标文本对目标读者的影响更接近原文对目标读者的影响。隐式深度翻译可以避免添加太多注释,从而保持翻译流畅。......隐含深度翻译有三个标准:第一,只有有意义的词,但不能添加到原文中;第二,原文的原意在添加词语后的翻译中不能改变。第三,加词后的翻译应清晰明了,使原文意思越来越清楚。”(

五四运动后,“新红学”时代到来了。代表性人物包括胡适和俞平伯。

1919年的五四运动见证了新红学的开始。

中国读者对五四运动了如指掌,但1919年的运动必须加到英文翻译中,以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

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是构成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直接纽带,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实践内容。这一概念的表达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进步而不断完善的。词语的表达,除了创造新的形式,也能给旧的形式带来新的内容。对于复杂的相似表达,我们应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学术论文以其客观、简洁和中性的风格而闻名。学者们使用具有许多积极意义的词语。”(

深度翻译是指通过各种注释和注释将文本厚厚地翻译成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深度翻译”的概念适用于包含解释性材料的翻译,无论这种解释性材料是脚注、评注还是延伸介绍。提供背景信息的目的是让目标语读者更加尊重源语文化,从而更好地理解不同语言的人思考和表达思想的方式。(舒特尔沃斯,1997)厚译,最初直译为“厚译”,读者无法理解翻译中“厚”和“薄”的含义。此后,对“重翻译”的翻译进行了修改,使之略有改进。目前的翻译是“深度翻译”,似乎抓住了原文的精髓。另一个例子是:

食人,一般被翻译为“食人”和“食人”,是指通过翻译吸收和消化原文的精华,为当地社区引进新的营养,来源于“食人”的隐喻。“同类相食不仅反映了一种对侵略性和强烈的文化渗透的文化态度,也是一种翻译外国文化的策略。食人主义把翻译比作输血,输血是用别人的血来提高一个人的体能。奥卡皮认为翻译是入侵和食人行为。然而,“食人”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掠夺、肢解、残害和吞食,而是注入尊重和爱,象征着通过输血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因此翻译成为一种授权和滋养的行为。(gentzler,1993:192)Gnc Le对上述食人现象的解释具有积极的意义,意在吸收国外事物的优势供自己使用。因此,它也可以被移植为“功利主义”。当然,鲁迅的“借用”学说是为了澄清对文化遗产的借鉴和对外国文化的吸收。背景不同,但意义基本相同。虽然“取经”的翻译表面上与这个词的意思不相符,但它避免了“食人”隐喻的奥林匹克主旨和赤裸裸的血腥表达,似乎更为恰当,也更容易被中国学术组织的成员所接受。

现有的“翻译产业”和“语言服务业”是对立的。翻译行业包括向公众提供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口头或书面翻译的产品,或翻译产品的衍生产品。

在表达翻译方法时,译者通常有自己的名字。例如,在“源语言的形式是积极的,目标语言是消极的;或者源语言形式否定,目标语言形式肯定”这样的翻译方法,笔者出人意料地发现有10多个不同的版本,如逆向翻译、同义词逆向翻译、正反表达、正反翻译、正反翻译、反翻译,无论如何,有反语、正反翻译、否定句、否定句、语义逆向、正反翻译、否定、正反、反义表达等16种。在“积极”、“反”、“翻译”和“方法”这四个词之间颠倒过来,可能会有同样的效果,意思相同。根据科学简洁的术语原则,“逆向翻译”似乎是最好的。

术语是专业话语的基本组成部分。以上讨论的重点是通过术语的继承、提炼、引用、发展和完善来构建翻译语篇。术语是一个传统的符号,它通过声音或词语来表达或定义专业概念。国家标准gb/t 10112-1999《术语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将术语定义为:“术语是专业领域概念的语言参考。”术语是从概念(所指)中考虑的名称(所指),即概念先于名称。术语可以用来表达专业领域的理论、观点、趋势、现象、方法、对象和其他方面。术语的特点是常规性、科学性、积极性和准确性。翻译学概念是翻译理论的起点。概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唯一途径。术语忠实地记录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从历时和共时两方面记录了其学术进步的足迹,回应了专业领域过去和现在的热点、焦点和重点。

跨学科翻译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目前,新术语大多产生于跨学科领域,包括社会学、生态学、脑科学、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学、信息技术等。其中,它特别与信息技术相结合。跨学科研究强调知识的统一和对应,从而产生新的概念和范畴,并有助于解决翻译问题。跨学科研究以翻译学的系统概念为基本结构基础,整合相关学科知识,创造新的知识体系和行为模式,促进翻译研究。

本文立足于中国翻译行业的伟大实践,构建了翻译研究的话语体系,并提出了独立而独到的理论观点。我们将建立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开放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我们将专注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定义。我们将从理论上梳理、提炼和整合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翻译基本概念、范畴和方法。我们将在吸收一切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突破,突出中国的理念和思维。简而言之,我们应该继承传统,学习西方翻译理论,找到自己的特点、风格和风格。整合、改造和创新中西语言,铸造中国翻译研究的话语体系,是当今翻译界不可回避的任务。

[作者简介]方梦之,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译文名誉编辑。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应用翻译理论和实践以及翻译研究词典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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